解读卡地亚高级珠宝百年风格演变

历史从来不曾停下前进的脚步,在社会更迭的进程中,惟有远见卓识者拥有与时间并行的荣耀。卡地亚自1847年创立至今,始终于历史变迁中,聆听时代声音,引领美学风潮,从而成就其在近代珠宝史乃至艺术史上的领袖地位。

1830年,“七月”推翻波旁王朝,保守力量终于让位于自由主义浪潮。没落贵族对珠宝的热情并未消减,新兴资产阶级更是充满着一掷千金、彰显权力的渴望。此时,社会的时尚风标延续着古典华贵风格,珠宝商如雨后春笋般萌芽。1847年,路易弗朗索瓦卡地亚(Louis-Franois Cartier,1819-1904年)开创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珠宝店,一段不朽传奇就此展开。

1852年,具有远见的路易弗朗索瓦卡地亚,将店铺迁至位于奥尔良宫殿附近的小场街5号。这一举动很快为卡地亚迎来了第一位贵宾拿破仑三世时期的一位重要艺术人物,乌韦克尔克伯爵夫人(Comtesse de Nieuwerkerke)。在贝壳浮雕风行的年代,伯爵夫人在卡地亚的第一份订单,是一条复古式贝壳浮雕项链。由于丈夫是拿破仑三世的御前美术总监,乌韦克尔克伯爵夫人对于这条项链的钟爱,立即引起了皇室成员的兴趣。1856年,玛蒂尔德公主(Princess Mathilde,拿破仑一世侄女)成为了卡地亚接待的第一位皇室贵客。三年内,玛蒂尔德公主先后向卡地亚订购了55件饰品。在她的引荐下,拿破仑三世之妻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nie)也在1859年向卡地亚定制了一组银质茶具。

此时正值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ne Haussmann,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改造巴黎的前夕,意大利大道呈现出熙攘繁华的风貌。淑女们身着蓬裙来来往往,人群潮水似地涌入咖啡馆,为这条街道带来络绎不绝的客流。卡地亚再次迁址至此,吸引了当时巴黎所有上流社会精英慕名前来。

1899年,卡地亚迈出重要一步,将店铺迁址至巴黎和平街 (Rue de la Paix) 13号。随后,其他珠宝商及众多时尚精品店,也纷纷进驻这一高贵优雅的街区,使这里成为巴黎、乃至全球高级珠宝的交易中心和圣地。这次迁址,开启了卡地亚发展的新篇章,也预示着卡地亚风格走向成熟。

随着工业的影响波及整个欧洲,从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欧洲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年代”(Belle poque)。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盛况空前地成长着。铁路开始连接欧洲各大城市,高级时装开始在巴黎萌芽。与此同时,柔美的花卉、藤蔓、蕾丝、丝带等富有曲线的造型,开始成为珠宝美学的新宠,一个脱胎于自然主义、温婉雍容的“花环时代”就此开启。

“花环风格”(Garland Style)的蓬勃发展与流行,得益于一项珠宝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首次将铂金引入珠宝创作,而这项创举的领衔者正是永不停止探索的卡地亚。此前的珠宝创作中,金银作为主要材料,显得过分笨重,同时会极大地削弱钻石的光芒。铂金不仅更加坚固,亦更加轻盈。它的使用推动了宝石镶嵌工艺的变革:应运而生的“珠齿式”镶嵌法将钻石精致地镶嵌于铂金基座之中,呈现出形似小珠的规则锯齿,为珠宝增添了极致柔美的触感。 其超乎寻常的强度和柔韧性,则令珠宝拥有一种自然褶皱的表现力,使各种大胆的设计化为可能。

卡地亚的珠宝设计师自古典油画中常见的花卉、树枝、藤蔓等植物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运用蕾丝、铁花格等表现手法,精致巧妙地为花环风格创造出透明而轻灵的特质。铂金的使用,亦为打造植物轻盈飘逸的姿态提供了强大的工艺基础。从此,卡地亚用玫瑰、水仙花、紫罗兰、罂粟花、松果、月桂叶、蕨类和荆棘花等谱写了一部真正的花卉交响乐。此外,优雅的蝴蝶结和细腻的水滴形状,亦大胆诠释了新古典的艺术风格。

在当时的社交领域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保持自己的地位,既需要效法和模仿,也需要不断地寻求卓越和差异。从玛丽波拿巴公主(Marie Bonaparte)华丽繁复的婚庆花篮,就可以窥见这种上流社会的偏好。因此,卡地亚为皇室新娘提供独特的“婚庆花嫁”作品。吕西安波拿巴 (Lucien Buonaparte)这位杰出的皇室后裔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卡地亚为他所创作的传承拿破仑家族精神的胸饰、肩饰和橄榄叶冠饰可见一斑。这些作品均为典型的“花环风格”。正是借由在这一风格上的大胆创新和独树一帜,卡地亚迅速赢得了众多皇室贵族的喜爱,并为日后奠定了长久稳固的发展基础。

古老的秩序在1914年轰然倒塌,以18世纪法国为楷模的生活风尚也摇摇欲坠。在脱离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礼节之后,隆重的庆典和仪式也荣光不再。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个处于优雅幻影的世界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面纱。

战争令“美好时代”的生活态度和心智模式发生了巨变。“速度的世纪”(Century of Speed)带着隆隆的轰鸣飞驰而来。新创想取代旧规则,华丽的色彩泉涌而出,野兽派、德国表现主义以及芭蕾舞让巴黎在震惊之后心醉神迷。与此同时,立体主义和抽象设计也开始萌芽。服装亦逐渐开始向满足女性工作和运动的实用性需要偏移。紧身衣消失了,随着日装和晚装的出现,新的风格呼之欲出。

令人称奇的是,早在20世纪初、“花环风格”仍旧大行其道之时,卡地亚第三代传人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1875-1942)已经先人一步。现代化和工业化促使他寻找全新的、符合现代生活特征的设计风格,这位领先潮流的审美缔造者开始在抽象几何图形上倾注巧思,并以惊人的远见卓识, 成为“装饰艺术风格”的先锋力量。这种摩登明快的简约主义,后来为建筑设计所采纳,直到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现代工业和装饰艺术博览会”上(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这种风格才在美学史上真正获得了名号。

路易卡地亚大胆地引入各种明丽色彩以及颇有原创性和现代感的几何形状:立方体、多边形和菱形的彩色珠宝款式简洁、造型精致。他敏锐过人的艺术直觉迅速得到了设计师查尔斯雅克(Charles Jacqueau)的大力支持。1904年,卡地亚发挥想象,创作出一款镶嵌钻石和红宝石的菱形胸针。类似风格的珠宝设计接踵而至,其中包括一款1906年推出的胸针,蓝宝石与钻石交相辉映。这些设计堪称是现代艺术风格的最初代表。

这种日后被称为“装饰艺术”的设计风格,影响广泛而多样,在1920-1939年间,成为众多创新设计的灵感之源。而这其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一位与时代脉搏同步的珠宝商,总是以无比璀璨的设计呼唤着崭新风格的到来。

似乎是为了响应1929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另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潮也应运而生,宣告了飨宴般“咆哮二零”的结束。珠宝首饰向经典风格回归,以不同切割方式的钻石组合出各种几何造型。这是一种通体白色的珠宝,由铂金、钻石和无色水晶组成的“白色装饰艺术风格”,与1920年代的富丽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无论在上还是经济上皆纷繁复杂的年代,卡地亚的珠宝设计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也并没有抛弃卡地亚客户所一贯追求的柔美和魅惑的梦想。

随着欧洲皇室的没落,欧洲社会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试图在异域文明中找寻安慰。曾经,在美国室内设计师埃尔茜德沃尔夫(Elsie de Wolfe)位于凡尔赛的家中举行的派对上,宾客们甚至亲眼见到了一头真正的来自斋普尔的大象。卡地亚在这股风潮中,倾情于东方神话与图腾的诠释和再现,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创作了大量深受亚洲文化影响的作品。

同样的,卡地亚从来不是时代美学的附和者,它总是以精准的直觉预言未来美学的发展。早在1913年,卡地亚就在胸针、手镯和项链作品中,将镂空图案、伊斯兰星辰和菱形造型结合在了一起。无独有偶,同一年,卡地亚选用塔门作为黑玛瑙及钻石吊坠的图饰。这扇通往古老神庙的不朽之门亦成为卡地亚日后在其埃及设计风格中一再使用的样式。

当西方人登上大吉岭特快列车展开印度探索之旅时,便被其浓郁的异国情调与诗般意境所深深吸引。卡地亚,亦将印度视作一个闪耀着神圣光辉和艺术光芒的神奇:丰富而不规则的图案,珍稀明艳的宝石,繁复多样的色彩,乃至压花丝绸、宫廷装饰和拉贾斯坦花园风格,皆成为滋养卡地亚珠宝创作的灵感源泉。印度式的瑰丽绚烂,最有特色、也是最难诠释的,即是它的气质中充满了反差和悖论。卡地亚采用梨形切割和雕刻法,将纷繁宝石,与光滑而有纹理感的珠链精妙串接,调和色彩或质感上的对立冲突,从而创造出著名的“水果锦囊风格”(Tutti Frutti)。那件闪耀于法国传奇名媛黛西法罗(Daisy Fellowes)颈间的定制项链,将对比强烈的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融为一体,流露着奇妙的异域风情,堪称这一风格最为著名的代表作。

灵感无国界,卡地亚亦沉浸于对中国艺术的不懈探索中。中国的佛陀、祥龙及麒麟带给卡地亚无尽的灵感与想象。这些源自中国的材质、意象、符号与神明让卡地亚的珠宝大师们欣喜若狂。卡地亚以珠宝专家极具创意的眼光将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内在美重新演绎。例如一件于1928年创作的麒麟手镯,中国的传统材质如翡翠、珊瑚和珐琅交织辉映着这头古籍中记载的“神的坐骑”,而那双神秘的眼睛则以反转的垫形钻石构成。更为奇妙的是,打开手镯的方式即扭转其中一个兽头,不禁增添了这件作品神奇梦幻的色彩。

1933年,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女士接任卡地亚高级珠宝部门总监,这预示着属于卡地亚的传奇时代徐徐开启。在她的大力主张下,黄金以华丽瞩目的形象卷土重来,并成为这一时期卡地亚最钟爱的金属。这种黄金首饰既抽象又富有象征性,几乎毫无拘束,玩味着各种体积量感和风格形式。部分作品镶嵌着彩虹般缤纷的宝石,有些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组合,比如将超现实主义的底色与紫水晶和海蓝宝石相搭配。

在贞杜桑的影响下,卡地亚的动物形象也在20世纪40年代大放异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卡地亚的“自然王国”进一步壮大。战争震撼了整个社会,大自然成为逃离人类自相残杀的终极避难所。动物和植物的世界超然于一切。

自然永远不会遭到背叛。最多只会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找到这种完美的距离,就是通往纵横创意的密钥。在卡地亚,镶嵌宝石的鸟类展开了它们象征和平的羽翼。

与此同时,卡地亚从女性着装的改变上发现了新的灵感:纤细的腰线,柔和的肩部,以及巧妙包裹臀部的中长裙,这些女性呈现出一种野性动物的灵息,宛如猫科动物的骄傲与慵懒。1948年,在贞杜桑的主导下,卡地亚的第一枚立体豹形胸针诞生了,这头傲然站立、眼神凌厉的猎豹随即名垂史册。贞杜桑深明猎豹所代表的正是现代女性的志向与抱负,她们对于自由、独立及社会认同的渴望,不再被认为是与社会世俗的背离,而是与优雅第一次画上了等号。

动物成为卡地亚设计主题的同时,大师的创意风格亦随着时代变迁而流转演进:蛇的鳞片,豹子的皮毛,鹦鹉的羽毛,乌龟的壳或者瓢虫的翅膀等,于细节中传递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卡地亚也不忘以款款珍品诠释出动物在人们心目中所象征的情感和意义非洲的狂野,埃及的神圣,以及亚洲对龙和麒麟的狂热。

在卡地亚绵长的历史中,从“花环风格”时代起,花卉早就成为其诠释珠宝的关键语汇。娇美的花朵堪称钻石雕刻的最佳主题,赋予了高级珠宝胸针或英伦、或新古典主义的余韵。野玫瑰、水仙、牵牛花、巴马紫罗兰、罂粟花和雏菊频频出现于高贵的胸针上,借由立体的雕刻,将花卉的百态描绘得栩栩如生。花卉也继而成为了卡地亚后来复兴“花环风格”的重要题材,荆棘花、蕨类、松果、大串的百合纷纷出现在胸针和吊坠上,将卡地亚的珠宝世界幻化成一片花的海洋。

不论时代的车轮驶向何方,女性对珠宝的热爱和追求不曾停息。当新时代带来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不可抗拒的革新,她们越来越多地展开对自我的探索。这种深切的渴望被卡地亚一一捕捉,并凭借矢志不渝的创作,为她们呈献出流光溢彩的绝世佳作。在坚持经典美学风格之上,卡地亚赋予每一件作品全新生命力,使其更加日常化与个性化,从而满足当今女性的佩戴需求,彰显其时代风貌。

猎豹是卡地亚风格传奇中的图腾式形象。那枚为温莎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Windsor)量身打造的立体猎豹胸针,早已成为史上最著名的珠宝作品之一。高贵优雅而彰显自我,正是猎豹所蕴涵的永不褪色的艺术精髓。新时代,年轻女性对珠宝的热爱更为浓烈,她们无时无刻不传递着活力与自信的气质。于是“年轻”的立体猎豹应运而生:它悄然蜷伏在一颗24.46克拉的蓝宝石之上,优雅闲适、俏皮娇憨的姿态配上专注可人的神情,活灵活现的神态间少了几许霸气,增添了一抹柔情。

曾经,卡地亚的“水果锦囊风格”受到包括法国名媛黛西法罗等人的热力追捧: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饱满润泽的色彩下雍容且充满异域情调,椭圆形、梨形、花形和罗纹与精工细作之间宛若天成。花团锦簇,水果芬芳,这一风格在引领潮流的同时,早已跨越时光成为经典。同样,时代流转带来了新的审美趋势。卡地亚全新演绎的“水果锦囊”,延续了蓝色、绿色和红色的大胆组合,但对宝石色彩的选择却更倾向于更鲜艳明亮,于是“水果锦囊”风格新作多了几分晶莹清透,少了几分夸张成熟。浆果和叶片仿佛在宝石间华丽绽放,温婉中暗藏深邃,交织成一片怡人幽香。